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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文化

更新: 2017-03-16 打印 分享

一、萨拉乌苏文化遗址

萨拉乌苏遗址鸟瞰.jpg

       属第五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的萨拉乌苏河流域,乌审旗河南乡西北30公里处。

       1922年被首次发现,著名的“河套人”及其文化便以此命名。据目前所知,该遗址至少包括由范家沟湾、杨四沟湾、米浪沟湾等在内的10个地点组成。迄今为止,共发现人类化石,石器等文化遗物800余件。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,“河套人”的体质特征属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,其年代应为距今7万—14万年前,属旧石器中期阶段。发现的石器应归属“周口店第一地点(北京人)一峙峪系”大系统,但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,被称为萨拉乌苏文化。与古人类化石、石器同一地层出土的,还有大量的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及鸟类化石等,种类有45种以上。因门类齐全,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,被命名为“萨拉乌苏动物群”,并以华北地区第四纪更新世晚期哺乳动物化石的“标准地点”,载入我国和世界古生物、古地质研究的史册。

二、鄂尔多斯青铜器

虎豕咬斗纹金饰牌.jpg

鹤嘴形青铜杖首.jpg

       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,陆续出土于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,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青铜及金、银制品,引起了世人的关注,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数量最多、分布最集中、最具特征而被称作“鄂尔多斯青铜器”。它是相当于春秋至西汉时期(约公元前8—2世纪)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代表性器物之一,是以狄—匈奴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畜牧民族的物质遗存,其文化内涵丰富、特征鲜明、延续时间长、分布地域广。由于其与欧亚草原民族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,因此,对“鄂尔多斯青铜器”的研究,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术课题。“鄂尔多斯青铜器”多为实用器,按用途可分为兵器和工具、装饰品、生活用具及车马器四大类,以短剑、铜刀、鹤嘴斧、棍棒头、各类动物纹饰牌、饰件、扣饰等为主,尤以大量动物纹装饰最具特征。动物纹的种类有虎、豹、狼、狐狸、野猪、鹿、马、羊、牛、骆驼、刺猬、飞禽等,多采用圆雕、浮雕、透雕等装饰手法,内容丰富,造型生动,工艺娴熟,以其复杂巧妙的图案构思、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优美的造型而享誉海内外。

虎噬羊纹青铜饰牌.jpg

三、朱开沟遗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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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乡朱开(朱开:蒙语“心脏”的音译名,亦写作珠儿开或朱日很)沟村,中心区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。

该遗址1974年发现,内蒙古文物工作队(今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)曾先后四次进行了发掘,总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,共发现居住房址83座、灰坑(或窖穴)207个、墓葬329座、瓮棺葬19座,出土可复原陶器510余件、石器270余件、骨器420余件、铜器50余件。另外,还采集了大量陶器标本和可供鉴定种属的动物骨骼标本等。根据对出土遗迹、遗物的综合分析可知,该遗址的时代上限约相当于距今4200年的龙山时代晚期,下限约相当于距今3500年的商代前期,前后延续约800年。鉴于它的重要性和特殊性,学术界将以朱开沟遗址为代表的遗存,命名为“朱开沟文化”。

       朱开沟文化的确立,证明距今4200—3500年前,在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区域内,居住着一支具有明显自身特征的人类集团。他们是以大约距今55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(即“海生不浪文化”)以来,在本地区延续生存、发展下来的人群为主体构成的,同时也吸收、结合了部分来自周邻地区人类群体的文化因素,共同创造了本地区原始社会末期的辉煌历史篇章,同时对周邻地区的人类集团,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
四、乌兰木伦遗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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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2010年5月,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景观工程施工过程中,于景观河北岸发现有石制品、动物化石出土,鄂尔多斯博物馆随即对其进行了调查和解剖性清理发掘。

遗址位于乌兰木伦北岸,地层堆积厚度约10米,出土遗物的地层堆积厚度约5米。出土遗物包括大量动物化石、石器制品、骨制品和用火遗迹等。遗址所在地基岩为中生代红色风成砂岩,顶部为近现代风成沙堆积,遗物出土地层为河湖相三角洲沉积。

       初步研究表明:遗址所在地与古人类活动相关的地层为呈灰绿色的河湖相堆积,与著名的萨拉乌苏组地层堆积相仿,其年代、自然环境等也应当大体相同。已鉴定出的动物化石种类有田鼠、披毛犀、普氏野马(相似种)、巨副驼(相似种)、鄂尔多斯(河套)大角鹿、牛亚科(属种未定)等,均属于生活在中国北方晚更新世的萨拉乌苏动物群。石制品的形态、制作工艺等均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特征。因此,该遗址应该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古人类活动遗址。据北京大学实验室的报告,该遗址文化层光释光的测年为距今6.5~5万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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